看这部剧时，也让我想起了好几位经历创伤的个案，其中一位就是爱玛（化名），一位大学女孩。

第一次在咨询室中见到爱玛，是她大学二年级的那个秋天。居住在美国东岸，秋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空气微微冷冽、树上点缀着鲜黄、澄橘、红色的枫叶，我很喜欢秋天走在校园里，这些景色、气味、温度，都让我感到很放松。但是秋天的校园，对爱玛来说却是个梦靥。

当我拿到爱玛的咨询转介单后，心里开始往下沉，上面写着：她大一上学期在一场兄弟会派对中被性侵，时间是去年的十月初。而现在是九月底，即将进入创伤事件一周年。在大学咨询中心工作，我有许多经历性侵的大学生个案，虽然知道数据显示每四位大学女生中，就有一位可能会在大学时期遭受性侵害，但当这些数字变成真实的人走进咨询室，还是让我很讶异与心痛，有这么多人遭遇性创伤。

研究显示，当创伤事件发生时，我们左脑负责语言的“布若卡氏区”(Broca's area)会关闭，也就是说，我们的语言区完全无法运作。所以，创伤没有语言，而是用各种感官储存在身体里。而当你的大脑接收到熟悉的画面、气味、味道、温度、声音，这些都可能触发创伤的记忆和感受。

对于爱玛来说，秋天已经不再只是个季节。树上五颜六色的枫叶、踩在散落在人行道枯叶上的沙沙声、微微冷冽的天气，这些连结的都是那个晚上的性侵，这些画面与气味让爱玛全身冻结、心跳加速，好像回到了那个创伤发生的当下。

“一般记忆”和“创伤记忆”有很大的不同，当你在谈论一般记忆时(像是你昨天晚餐吃了什么)，你的大脑与身体知道这些事情发生在“过去”，但是创伤记忆混淆了你的“过去”与“现在”，你的理性脑知道创伤发生在过去，但是你的情绪脑却认为创伤正在发生，于是，你的身体回到了创伤发生当下时的反应──同样的身体感受、情绪、和想法──就好像创伤正在发生一样。

就像在剧中，妈妈宋乔安走进电影院，就好像回到了那个枪击案发生的当下；而我的个案爱玛，看到秋天校园的景色，让她回到被侵害的当下。不管过了多久，这些创伤似乎没有离开。

“都已经过一年了，为什么我还是会这样？”爱玛曾经在咨询中充满挫折地问我。

不仅仅是爱玛，我在咨商室中也很常听到个案们对自己的自责与挫败：

·“为什么我还会有这种感觉？”

·“为什么还没好起来？”

不仅仅个案对自己感到生气和失望，有时候也要面对身旁的人的质疑：“都已经过这么久了，你怎么还会这样？”

美国精神科医师贝塞尔．范德寇(Bessel van der Kolk)曾经做过一个实验，研究人员邀请曾遭受创伤的受试者来录制描述创伤事件，然后测试这些人在听录音时的身体反应。

其中一位女性受试者，十三年前在一场车祸中丧失了车上的女儿和肚子中的孩子，而当这位女性一听到描述车祸的录音，就开始心跳加速、身体大量分泌压力贺尔蒙、全身颤抖，大脑扫描也显示她大脑“布若卡氏区”关闭、杏仁核非常活化，也就是说，光是听到描述创伤事件的录音，她就进入“攻击─逃跑─冻结”状态，她的身体回到了那个创伤发生的当下。

但当大家不知道这是身体被触发的正常反应时，常常会认为“为什么时间过这么久了，我还会这样？”然后认为自己是不是有问题？责怪自己怎么还没好起来。

而在咨询个案时，我也常常需要提供心理教育，让个案理解有这些身体感受和情绪都是被触发创伤记忆时的正常反应。

在性侵发生后，过去这一年来，爱玛试着麻痹情绪、不去想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让自己非常忙碌、参加各种派对和聚会，让自己不用感受情绪。

同样地，我也看到《我们与恶的距离》剧中失去儿子的妈妈使用酒精、或是藉由对下属发泄愤怒，来逃避去感受其它情绪。

而这样不去想、不去感受，并没有让这些痛苦离开，而是让这些情绪越来越累积，直到某一天崩塌溃堤。